直到今天，很多人還是把春秋戰國看成是一個諸侯割據、軍閥混戰的分裂、混亂的黑暗時代，他們根本沒有去想一想，一個黑暗的社會，怎麼會出現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怎麼會產生那麼多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和科學家？怎麼會使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事業出現蓬勃發展的欣欣向榮的景象？

直到今天，很多人還是依然把秦始皇以暴力統一六國、建立高度大一統的皇帝專制制度的國家看成是歷史的偉大進步。可是他們沒有去想一想，既然是偉大的進步，那麼，為什麼秦滅六國之後，中國沒有再出現像老子、孔子、孟子等等偉大的思想家？為什麼中國總是出現週期性的動亂而無法走出這個怪圈？為什麼中國人在秦朝社會生活得那麼痛苦？為什麼秦朝社會迅速天下大亂而走向崩潰？

直到今天，很多人還是依然把宋朝看成是一個專制的、腐敗的、落後的、貧弱的朝代，對宋朝所創造的文明成就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可是他們沒有想一想，既然是這麼專制、腐敗、落後、貧弱的社會，那麼，它為什麼會創造出領先世界上百年的先進文明？為什麼會對全人類社會貢獻出火藥、指南針、活字印刷術等偉大的發明？為什麼宋朝會出現像《清明上河圖》所描繪的那樣繁榮的商品經濟？為什麼宋朝人會產生「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偉大情操？為什麼宋朝人會產生「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那樣崇高的民族氣節？

直到今天，很多人還在對所謂的「康乾盛世」津津樂道。可是他們沒有去想一想，既然康乾盛世那麼進步繁榮，那麼為什麼乾隆皇帝死後僅僅41年，中國就在外國人的大炮轟擊之下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中國人為什麼從此被人視為東亞病夫，被人視為腦後拖著豬尾巴的怪物和白癡？為什麼龔自珍會寫出「九州生氣持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悲慘的詩句？

現在人們都說要復興偉大的中華文明。可是人們在說這個話的時候，是否真正想過，什麼是偉大的中華文明？中華文明的偉大表現在那些方面？今天要復興什麼樣的中華文明？有誰真正弄清楚了這些問題？如果連中華文明偉大在什麼地方都搞不清楚，又怎麼談得上去復興偉大的中華文明呢？

等等這些問題，都不能不讓人產生一種強烈的感覺，這就是，雖然經過了幾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人依然對自己的文明歷史沒有清醒的認識，還處在蒙昧狀態。對哪些是先進的，哪些是落後的，哪些是文明的，哪些是野蠻的，完全沒有弄清楚。如果說，在改革開放前的文革時代，由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在控制著人們的思想，不能夠正確地認識自己的歷史還是情有可原的話，那麼，如今已經改革開放幾十年了，國人還是這樣無動於衷，麻木不仁，就很不應該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怎麼能夠長期處在這樣的狀態？這怎麼能夠吸取自己文明的精華，繼往開來？

正是由於這樣的原因，使我感到用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權等等現代文明的觀點，來系統地徹底地反思中國文明史的必要性。我覺得，面對著中國的經濟迅速發展的形勢，必須要對國家的文明歷史進行深刻地反思。古人說，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只有用現代文明的觀點來深刻反思自己的文明史，才能知道今天的中國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才能知道中國人在哪些地方做對了，哪些地方做錯了，為什麼中國人會犯那樣的錯誤，從而吸取有益的經驗教訓。如果中國人連自己的文明歷史都弄不清楚，連中華文明的偉大在什麼地方都懵懂無知，又怎麼可能建設出世界一流大國和創造出領先世界的文明呢？

一個最現實的問題，就是如何改革目前的政治體制，以適應我國快速發展的經濟形勢，從而建立起一個民主、法治、公平、自由和和諧的社會。有人認為，中國要有效地進行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就必須模仿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實行全民競選、政黨輪替、三權分離等等民主憲政體制，也就是要全盤西化。但是也有人認為，西方的政治模式不適合中國的國情，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絕對不能走全盤西化的道路。

那麼，中國到底能不能走全盤西化的道路？如果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不能走全盤西化的道路，那又該走什麼樣的道路？說要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那麼這個社會的政治體制該是什麼樣子？如果說中國目前的政治制度，是很完善的制度設計，不需要改革的話，那麼，為什麼會發生像「反右」、「大躍進」和「文革」那樣的歷史大悲劇？為什麼面對如此慘重的民族災難而我們的制度卻沒有任何反抗？當國家主席劉少奇等許多領導人以及知識分子和民眾被冤屈而死的時候，為什麼我們的制度不能進行有力的保護？為什麼當前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化公為私、揮霍浪費、買官賣官、黑社會猖獗等等腐敗現象以及決策失誤、分配不公、道德墮落、資源浪費、環境惡化等等問題，不能得到有效地解決？所以，從現實的情況看，中國的政治體制不僅必須要改革，而且必須要加快改革的進程。不然的話，要把中國建設成為真正民主、法治、自由和和諧的社會，要實現中國的長治久安和經濟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目標，是不可想像的。

歷史證明，經濟的發展不能解決社會的一切問題，只有建設一個良好的政治制度，一個國家才能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實現長治久安。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寫過一篇《後發劣勢》的文章，就是指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他認為，落後國家由於發展比較遲，所以有很多東西可以模仿發達國家。模仿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模仿製度，另一種是模仿技術和工業化的模式。由於是後發國家，所以，可以在沒有基礎制度的情況下，通過技術模仿實現快速發展。但是，這種摹仿雖然可以使落後國家在短期內取得非常好的發展，但是會給長期的發展留下許多隱患，甚至長期發展可能失敗，其原因就是沒有一個良好的制度建設作為其保證。所以，他希望中國不要走拉美國家的道路，由於沒有建立一個自由、公平的社會制度，雖然繁榮一時，但最終衰落，而是要正視中國的後發劣勢，通過基礎性的制度建設，來實現「制度興國。」

楊小凱認為，自「五四」以來,中國人更多地倡導民主和科學，卻忽略了自由與共和。他認為，在某種意義上，自由和共和比民主和科學更加重要，也就是說，只有建立起憲政規則和政府可信的承諾機制，限制政府機會主義行為，保證社會的公正公平，保障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充分發揮個人的創造力，才是中國走向繁榮富強的根本。

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方面是國家的實力越來越增強了，一些基礎設施，如通訊設施、能源設施、高速公路和城市建設，已經接近或者達到了一些發達國家的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總的來說，還是提高了很多。如果不帶偏見的話，都不會否認這些事實。但另一方面是，這種由國家集中資源主導投資的模式，由於缺乏良好的制度建設，缺乏社會強有力的監督，結果也有其巨大的負面作用，那就是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在幹部提拔、土地徵收、工程招標建設中大肆地貪污受賄，導致官僚機構的日益膨脹和腐敗，加之社會分配不公以及人們道德水平下降，造成了非常突出的社會問題。如今的中國猶如一條巨龍，其肉體的膨脹和精神的麻木，同樣令世界驚異。這是中國政治改革滯後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面對著這樣一個經濟高速發展和精神、道德日益淪落的社會，許多有識之士都呼籲中國要加快政治體制改革，逐步建立民主憲政制度，保障人民言論、思想、信仰、出版、集會、結社等各項憲法規定的自由和權利，使中國走上民主與法治的軌道，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和文明進步，使中國不僅有一個繁榮的物質文明，而且有一個偉大的精神文明。

歷史證明，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制度、任何一種文明是十全十美的。在民主共和立憲制度之下，社會依然有腐敗、貪污、官商勾結、行賄受賄等等的問題發生，依然有行政效率低下以及不公平、不合理的現象存在。但是，在民主憲政制度之下，這些現象不會構成整個官僚體制的系統性腐敗，不會危及到國家行政的正常運行，而且也容易被迅速地揭露出來，得到改正。但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的最大弊端，就是整個官僚系統自上而下的腐敗墮落和對人民的欺騙控制剝奪，而且不容易被揭露出來，因為權力沒有受到有效地監督。

所以，至少到目前為止，西方民主政治的模式，是比較先進的，對權力的制約和對腐敗的打擊是比較有效的，具有普世的價值，並沒有「姓社」或者「姓資」的區別。人類社會至今還沒有發明出一種更好的制度，來取代民主憲政制度。因此，這些人類優秀的文明成果，中國人是應該努力學習和模仿的。既然火藥、指南針、活字印刷術以及科舉制度等，能為西方國家學習和採用，那麼，為什麼西方民主憲政制度就不能為中國學習和採用呢？

按照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錄音整理、並在香港出版的《改革歷程》一書，記錄了趙紫陽晚年的思想。他在書中明確地說：「當然將來哪一天也許會出現比議會民主制更好、更高級的政治制度，但那是將來的事情，現在還沒有。基於這一點就可以說，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不僅要實行市場經濟，發展現代的文明，還必須實行議會民主制這種政治制度。不然的話，這個國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場經濟成為健康的、現代化的市場經濟；也不可能實現現代的法治社會。就會像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一樣，出現權力市場化、社會腐敗成風、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的情況。」

趙紫陽作為中共前總書記，晚年痛定思痛，得出了這樣的政治結論，絕對不會是偶然的，而是其長期政治實踐經驗的總結，是他對中國發展道路深刻反思的結果。因此他的這些看法值得人們格外的重視。

當然，在中國這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並具有幾千年專制傳統的國家，要貿然進行全盤西方化的改造肯定是有困難的。因為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沒有真正產生過實行西方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而且在近代史上，中國也曾經實行過君主立憲和建立中華民國的大規模的西方化改造，中國人並為此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但結果不但沒有成功，反而使中國社會後來陷於了更加深刻的危機之中。

所以，如何在堅持社會穩定的前提下，去有效地推進政治體制的改革，實現中國文明的革新和進步？就成為當前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如何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是當前社會科學的神聖職責。這使人感到，歷史研究不能僅僅就歷史講歷史，也不能對歷史採取全面否定的虛無主義態度，更不能厚古薄今或者借古諷今，而是要從歷史的經驗教訓中，找到變革今天中國文明的成功模式。而要成功地進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設計，就應該既要學習西方先進的政治模式，也要吸取中國歷史上的有益經驗和教訓。因為中國政治模式的確立，是源於其悠久的歷史傳統。

正是出於這樣的動機，在這本書中，我對照西方文明發展的歷史，著重研究了以下一些問題：為什麼中國古代只能產生出君主專制的一元化文明，而沒有產生古希臘、羅馬那樣民主的多元化文明？中國的一元化專制文明是怎樣產生的，又是怎樣發展和強化的？為什麼在君主專制的社會裡，中國人在唐宋時期，特別是在宋朝時期，創造出了領先世界上百年的先進文明？為什麼西方能夠產生立憲政治？西方中世紀的一元化文明為什麼能夠成功地實現向多元化文明的轉型？而中國的一元化文明為什麼沒有在近代實現向多元化文明的轉型？其中文明轉型失敗的根本原因在哪裡？等等。

在此同時，本人根據現代文明的基本觀點，還對西周社會、春秋戰國、秦、漢、唐、宋、元、明、清等主要朝代的文明狀況進行了分析，對商鞅變法、秦滅六國以及近代的鴉片戰爭、戊戌維新、君主立憲、辛亥革命、五四運動、1921的聯省自治、1946年的憲政運動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進行了重新分析和評價，對儒家思想等傳統文化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進行了重新的探討，等等。

由於自己水平有限，許多觀點和看法不一定是正確的。但是我覺得，個人的看法正確與否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對中國文明史的深刻反思，將有助於人們重新客觀認識自己的歷史，有助於人們探索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驗和模式，這對於提高民族素質，促進中國文明的進步，推動中國今天的現代化建設，有積極意義。

現代文明的核心，是限制政府公權力的濫用，保障個人的權利和自由。1946年6月26日通過的《聯合國憲章》，將「增進並激勵對於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作為聯合國的宗旨之一。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第一句話就是：「對人類家庭所有成員的固有尊嚴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權利的承認，乃是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一個人人享受言論和信仰自由並免於恐懼和匱乏的世界的來臨，已被宣佈為普通人民的最高願望」。

中國人民是世界人類的一部分，中國也是《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的簽字國。當時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政府固然應該承擔落實這些原則的義務，毛澤東也在1945年10月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宣佈，中國要實現「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和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在1945年國共談判簽署的《雙十協定》和1946年國民黨、共產黨、民盟、青年黨以及社會賢達聯合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上簽署的《和平建國綱領》等一系列協議中，都將在中國實行民主憲政制度和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民主、自由、和平、富強的國家作為目標。

一個國家的興衰成敗，取決於這個國家的個人自由的程度，取決於這個國家的個人實現由臣民到公民轉變的程度。嚴復說過：「國貴自主，民貴自由」，他認為個人「自由不自由」，是一個國家興衰成敗的關鍵。一個國家的個人有沒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乃是一個國家能不能走上現代化道路的根本，是一個國家成為世界大國的根本，也是一個國家的人民能否成為公民的根本。

有人認為，生存權就是最大的人權。現在中國人已經充分享受到了生存的權利，就是得到了人權。這個看法是錯誤的。生存權不是人類獨有的權利，豬、狗等動物也有一個生存權的問題。螞蟻也有生命，也有生存的權力。把吃喝拉撒這樣動物界普遍的生理需要和求生本能當成人權，這是對人權的曲解，是對人權的褻瀆。人權是人類獨有的權利，它有非常清楚的含義，那就是思想言論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等等。這些才是憲法規定的人權的內容。而要保障這些人權的實現，就必須開放政治。沒有政治的開放，就談不上人權的保障。

如今台灣已經走上了民主憲政之路，而中國大陸也應該履行承諾，逐步地穩妥地開放政治，走向民主憲政的現代文明。民主憲政建設不能遙遙無期，成為中國人心頭的畫餅；而是應該有一個時間表，有一個路線圖，以此來振奮民族的精神，提升人民對中國未來的信心以及對祖國的愛，凝聚人心。這對於建設一個偉大的國家是至關重要的。

今天，當我們回顧歷史的時候，不能不對未來的中國寄予無限的希望，但也不能不對歷史的變化產生很深的感慨：成王敗寇的改朝換代模式讓中國人蒙受了太多的苦難，強權和暴力應該被終結；而貪泉洶湧的背後是嚴重的制度缺陷，權力缺乏制約使官員可以肆意妄為。官員權利的無限擴張，已成為社會進步的障礙和社會不穩定的根源。一個國家無論建立什麼樣的制度，採取什麼政治模式，都必須將民主憲政作為國家基本的必不可少的制度安排，都必須將對政府權利的限制和對個人權利、自由的尊重放到首位。

一個文明的國家，必須在民主、法治的基礎上解決問題，任何人都應該在憲法的範圍內活動。一個公民不應該在被暴力強制的情況下做違背自己意願的事情。如果一個公民被強迫說違心的話，做違心的事，那麼就沒有自由可言。一個公民只要不違反憲法和法律，那麼，他就不應該被強制。正如英國思想家波普爾（Karl R. Popper）的名言所說的那樣：「每一個人只有為自己可選擇的志業而犧牲的權利，但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去鼓勵別人為一個理想而犧牲。」這應該是一個文明社會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

西方民主憲政制度的建立，源於一個重要的思想，就是基於對權力的不信任，也就是對人治的不信任。按照《聖經》的意思，「除了上帝之外，沒有人是良善的。」既然人不可靠，那麼，就必須對人掌握的權力進行制約。所以西方國家設計了種種的程序，將權力分散，並讓權力之間相互進行制衡，從而防止政府濫用權力。其中如民主選舉、新聞自由、多黨政治、地方自治、三權（立法、行政、司法）分立、獨立檢察官、陪審團、大法官，軍隊國家化等等。這些制度的設計、建立和完善，經過了幾百年的時間，其中的根本思想，就是為了保障個人的權利和自由不受政府的侵犯。這些制度也許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但卻是人類追求的理想的生活模式，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走向興盛的關鍵。

近代以來，為了在中國實現民主憲政的偉大目標，中國人前赴後繼，譚嗣同、宋教仁等許多先烈拋頭灑血，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民主憲政對中國人來說，依然如水中之月，鏡中之花，可望而不可及。1911年，中國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隨後在1949年，中國再次建立了共和國。當時的中國人都以為民主真的降臨到了中國。然而，到頭來也依然是成王敗寇、改朝換代，中國人民主自由的夢想依然是泡影，依然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為什麼中國實現民主自由就這麼困難呢？為什麼中國人與民主自由就這樣無緣呢？這是一個千古詰問。為了解答這個問題，近代以來，很多人都進行了深入地探討，但是至今還沒有人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本書在前人探討的基礎上，從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民族性格等各個方面再次進行分析和探討，意圖尋找出中國能夠走向現代文明的證據和走向現代文明的途徑。希望本書的觀點能給人們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和幫助。